陈寅恪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、古典文学学者、语言学家，学问淹博，横绝一代，被誉为“教授中的教授”，也被人称为最后的国学大师。陈寅恪先生的生平轶事很多，其中比较流行的一个，是关于他的“三不讲”或“四不讲”。

“三不讲”或“四不讲”，说的都是陈寅恪先生上课的事。所谓“三不讲”，一般的传说是：书上有的他不讲，别人讲过的他不讲，他自己讲过的也不讲；所谓“四不讲”，一般的传说是：前人讲过的他不讲，近人讲过的他不讲，外国人讲过的他不讲，他自己讲过的也不讲。两个说法有一定的出入，但大体相同，总的意思是陈寅恪先生上课，只讲未曾有人（包括他自己）讲过的内容。

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内容，这个标准太高了。陈寅恪先生就算学问再大，也不太可能做到吧？查阅多本陈寅恪传记，参考他学生的各种回忆，其实并没有发现关于陈寅恪先生“三不讲”或“四不讲”的直接记载。但陈寅恪先生一些学生的回忆中也确实涉及到了类似说法。卞僧慧追忆陈寅恪先生1935年秋在“晋至唐史”一课开课时的解说时说：

本课程通史性质，虽名为晋至唐，实际所讲的，在晋前也讲到三国，唐后也讲到五代，因为一时代的史实不能以朝代为始终。……每星期二小时，在听者或嫌其少，在讲者已恨其多。其原因有三：一则以自己研究有限，自己没有研究过的，要讲就得引用旁人的研究成果与见解（包括古人的与今人的），这些都见于记载，大家都能看到，不必在此重说一遍；一则是有些问题确是值得讲，但一时材料缺乏，也不能讲；一则是以前已讲过的也不愿再重复，所以可讲的就更少了。现在准备讲的是有新见解，新解释的。

根据这段回忆，陈寅恪先生在这门课前确实说过，自己讲课，以自己的研究为限，既不讲古人和今人的，也不讲自己以前讲过的。另外，材料缺乏，没法讲的内容也不讲。就此来看，陈寅恪先生的“三不讲”或“四不讲”，还真不是空穴来风。

陈寅恪先生的“三不讲”或“四不讲”，反过来突出了他“准备讲的”，也就是他所说的“有新见解，新解释的”。也就是说，陈寅恪先生格外强调了课程内容的创新性和前沿性。这意味着，陈寅恪先生的上课，不仅是对学生的负责，更是对自己的挑战。在传授给学生最前沿知识的同时，陈先生也在倒逼自己不断取得新的成绩。可以想象得到，从陈先生课堂上受益的，不仅仅只有听课的学生，还包括他本人。陈先生最终被誉为一代国学大师，桃李满天下，未必不与他的这种上课标准有关。

我们很难达到陈寅恪先生这样的高度，也不是所有课程都必须像陈先生这样来做。但是，面对日益丰富的教学资源和日益便捷的信息获取手段，如果我们的课程还只是满足于提供随处可得的、甚至是陈旧的教学内容，那么，我们的失败一定无可避免的，而且是迫在眉睫的。另外，在不能有效培养学生的同时，这些课程也会逐渐失去对教师自身的反推作用，最终沦为师生的共同赘疣。所以，不管是从学生培养还是教师发展的角度来说，不断提高课程内容的学术含量，坚持创新，保持前沿状态，都是一件大好的事情。

我们应该，而且必须努力，让课程、课堂成为知识更新迭代的发布现场。

（作者：新狮121）